十二月初的北京，空气里开始有了真正的冬意。
舞蹈工作室在朝阳公园东侧一栋老厂房改造的建筑里，三层高，外墙还保留着红色的砖墙和斑驳的工业标语。每天早上七点，我会准时出现在这里，开始四个小时的特训。
美国来的编舞师叫迈克，四十多岁，身材精瘦得像钢丝，眼神锐利。他给麦当娜、珍妮·杰克逊都编过舞，是Jive唱片动用了大人情才请来的。第一次见面时，他上下打量我，用带口音的中文说：“你太瘦了。跳舞需要肌肉，不是骨头。”
“我会吃。”我说。
“不是吃的问题。”他摇头，“是时间。你说你每天只能练四小时？别人是八小时，十小时。你想在六个月内达到专业水准，得付出双倍努力。”
“那就双倍努力。”我说得平静。
他看了我几秒，忽然笑了：“好。那我们开始。”
开始是地狱。基本功训练——压腿、开肩、核心力量、协调性。迈克的要求近乎偏执，一个wave动作要分解成十二个点位，每个点位停留三秒，循环五十遍。四十分钟后，我的t恤已经湿透，头发贴在额头上，汗水滴进眼睛，刺得生疼。
“停。”迈克的声音冷硬，“你的肩膀太僵了。放松。”
“我放松了。”
“你没有。”他走过来，手指按在我肩胛骨上，“这里，像块石头。跳舞不是做数学题，不是每个动作都要精确到毫米。你要让力量流动起来，像水一样。”
他做了个示范。同样的wave，从他指尖开始，到手腕，到手肘，到肩膀，到胸，到腰，到胯，最后消失在脚尖。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没有任何停顿，却每一个节点都清晰可见。
“看见了吗？”他说，“这叫控制中的自由。”
我点头，重新开始。一次，两次，十次，二十次。肩膀开始发热，然后发酸，最后发麻。但我没停。汗水在地板上洇出一圈深色的水渍，像某种抽象的画。
上午十一点，舞蹈课结束。我冲个冷水澡，换上干净衣服，拎着背包出门。下一个目的地是录音棚——在北四环的一个地下室里，隔音做得极好，进去后与世隔绝。
英文专辑《Genesis》的录制已经进入第三周。今天要录的是《toxic》的合唱版本——更准确地说，是布兰妮已经在美国录好的人声部分，我要在北京的棚里录我的部分，后期混音师会把两轨合在一起。
走进录音棚时，制作人艾伦已经在了。他是个英国老头，灰白的头发扎成小辫，穿花衬衫，脖子上挂着四五条项链。他曾经给披头士做过后期，在行业里是传奇人物。
“howard，”他招手让我过去，“听听这个。”他按下播放键。音箱里传出布兰妮的声音——清澈，甜美，带着一丝危险的诱惑感。那是《toxic》的副歌部分，她唱得完美无瑕，每个转音都恰到好处。
“她录了七遍。”艾伦说，“最后一遍是最好的。情绪到位了，技巧也收住了。这女孩有天赋，但……”他顿了顿，“她的团队太急了，急着把她塑造成性感偶像。这对一个十八岁的女孩来说，压力太大了。”
我沉默地听着。布兰妮的声音在狭小的空间里回荡，像某种遥远的呼唤。
“你的部分呢？”艾伦关掉音频，“我看了谱子，和声设计得很复杂。你确定你能唱？那几个高音区转音，专业歌手都很难把控。”
“我试试。”我说。
走进录音间，戴上耳机。隔音玻璃外面，艾伦和调音师已经就位。灯光调暗，只剩下谱架上一盏小灯，照着密密麻麻的歌词和标记。耳机里先传来伴奏——Synthesizer的冷色调音色，像金属在摩擦，然后是沉重的鼓点和bassline，像心跳。接着，布兰妮的声音进来了，贴着我的耳朵唱：“I think Im ready now, I think Im ready now……”
我闭上眼睛，深呼吸，找到气息的支点。然后开口，声音从喉咙深处涌出来，和她交织在一起：“with a taste of your lips, Im on a ride, Youre toxic Im slipping under……”
第一遍唱完，隔音玻璃外的艾伦皱眉。他按下通话键：“howard，情绪不对。你唱得太……礼貌了。这首歌是关于危险的吸引力，关于失控。你的声音要更野一点，更不稳定一点。”
我点头，重新调整状态。想起前世那些失控的时刻——那些明知不该却无法抗拒的诱惑，那些在悬崖边缘试探的刺激，那些把自己彻底交付出去的快感与恐惧。然后再次开口。这一次，声音里多了些别的东西。嘶哑，颤抖，在某个高音处故意破掉一点，然后又拉回来。像走在钢丝上的人，摇摇欲坠，却不肯下来。
唱完副歌最后一句，我睁开眼睛。隔音玻璃外，艾伦在笑，对我竖起大拇指。
录到第三遍，我的嗓子开始发紧。艾伦喊停，让我休息十分钟。我走出录音间，接过助理递来的温水，小口啜饮。喉咙里像有砂纸在摩擦。
“别说话。”艾伦说，“今天够了。你明天再来，我们录bridge部分。”
我点头，看了眼时间——下午一点半。下午两点，我要和高军开电话会议，讨论网吧系统的行业反弹问题。
走出录音棚，手机震动。是高军。
“小田总，”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万象和美萍联手了，发了个联合声明，说我们‘以免费为名扰乱市场，破坏行业生态’。他们联合了三十多家连锁网吧，威胁硬件供应商‘二选一’，还向文化市场管理部门举报，说我们的系统‘未备案、存在安全隐患’。”
我走到路边，拦了辆出租车。“上车再说。”
钻进车里，我继续问：“我们的加盟网吧有什么反应？”
“大部分还在观望。”高军说，“但有七八家已经打电话来，说压力太大，想暂时卸载我们的系统。其中一家在武汉的连锁店，老板直接说，万象的人上门威胁，说如果不换系统，就断他们的计费系统升级和技术支持。”
计费系统是网吧的生命线。没有稳定可靠的计费，网吧就乱了套。万象这一招够狠。
“我们的技术支持团队呢？”我问。
“正在扩招。”高军说，“但人手还是紧张。王工建议我们开发一个‘远程维护模块’，让网吧老板能自己处理常见问题。但这需要时间。”
“那就加快。”我说，“从专辑预付金里拨一笔钱，专门组建技术支持团队。不仅要解决计费系统的兼容性问题，还要定期培训，让加盟网吧觉得我们靠谱。”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高军在计算利弊。
“浩彣，”他终于开口，“这样我们的现金流压力会更大。预付点卡款，装修示范店，系统免费推广——这几个都是吞金兽。如果专辑回款跟不上……”
“回款会跟上的。”我说，“布兰妮的合唱版本快录完了，下个月就能发预告片。Jive那边说，如果北美地区的电台预热反应好，就立即加大推广力度。”
“希望如此。”高军叹了口气，“另外，示范店那边出了点问题。上海的铺面，房东临时涨价，从一年八十万涨到一百二十万。理由是‘周边商圈升级了’。”
“换地方。”我说，“上海那么大，不是非要那一个位置。找高校聚集区，学生是网吧主力消费群体。”
“好。”高军顿了顿，“还有……赵律师让我提醒你，纳斯达克还在涨。”
我心里一沉。
示范店的推进比想象中艰难。上海徐家汇的铺面因为产权纠纷拖了半个月，最后不得不换到杨浦大学城。广州的店装修到一半，遭遇台风，工期延误。高军每天要接几十个电话，处理各种突发状况。
但也不是没有好消息。北京中关村示范店开业第一天，两百台机器全部满员，单日流水突破八千元。武汉店成了当地网吧主的“朝圣地”，一周内接待了三十多批考察团。
王工把这些数据做成了可视化图表，在周会上展示时，所有人都看到了那条向上攀升的曲线——虽然缓慢，但坚定。
稳定心神，挂了电话，打开短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