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六年的盛夏在知了的嘶鸣中走向尾声，初秋的凉意尚未完全驱散暑气，一场酝酿已久的风暴，终于在全球经济的海平面上露出了狰狞的端倪。

七月初，泰铢汇率剧烈波动，国际投机资本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开始围攻东南亚脆弱的金融体系。

消息通过有限的财经媒体和内部渠道传到国内，在普通民众尚未察觉之际，已然在嗅觉敏锐的圈层中投下了一颗石子，涟漪渐生。

这股远方的金融风暴，对于深耕文化产业的我和初生的“星海”而言，既似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

它暂时不会直接冲击唱片销量或书籍销售，但其引发的资本恐慌、市场收缩和未来不确定性，却可能深刻改变我们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我记忆中那模糊的“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间线，似乎因为某些蝴蝶效应，有了提前和加剧的迹象。

高军作为新上任的cEo，展现出了他敏锐的风险意识和职业素养。

在初步理顺“星海”内部架构（其实也就是租下了红星生产社隔壁一个不到三十平米的小办公室，招聘了一名助理和一名兼职版权专员）后，他拿着一份简短的报告找到了我。

“田总，”高军在只有我们两人的小办公室里，神色凝重，“东南亚那边的金融动荡，情况可能比报道的更严重。虽然暂时对国内文化产业直接影响不大，但我们需要警惕几个潜在风险：第一，如果危机蔓延，可能导致广告主预算收缩，影响音乐授权和商业演出市场；第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可能降低，我们未来如果需要融资，难度会加大；第三，也是最关键的，民众的消费信心可能受挫，影响文化娱乐产品的终端消费。”

我点点头，高军的分析与我的判断基本一致。“高总有什么具体建议？”

“我建议采取‘现金为王，谨慎扩张’的策略。”高军显然早有腹案，“第一，严格控制初期成本，非核心支出能省则省。第二，加快现有版权，特别是您个人作品的变现速度，我正在接触几家有意向使用《蓝莲花》和《忘记你我做不到》作为广告曲的品牌，虽然报价可能受大环境影响有所下调，但落袋为安。第三，新人孵化方面，放缓大规模投入的脚步，集中资源重点打磨最有潜力的个例，比如我们刚从高校大赛里签下的那个王斐，她的声音特质很有商业潜力。”

“我同意。”我赞许道，“另外，我们可以把这次危机视为一个机会。市场不好的时候，正是积蓄力量、低成本吸纳资源的时候。高总可以留意一下，是否有因为资金压力而愿意低价转让优质版权或者有潜力的团队、项目。”

高军眼中闪过一丝亮光：“逆向思维？我明白了，我会留意的。”

与高军的沉稳应对相比，红星生产社内部的氛围则要微妙一些。

陈健添先生虽然久经风浪，但面对可能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也不免有些焦虑。

唱片制作成本高昂，一旦市场萎缩，库存积压将是致命打击。

他几次找我商量，是否要推迟已经计划好的几位歌手的发片计划。

“陈叔，”我劝慰他，同时也带着一丝提醒，“危机危机，危中有机。现在大家都不敢发片，市场供给减少，如果我们能精准推出符合当下大众情感需求的作品，说不定能逆势而起。而且，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压一压制作和宣传的成本。”

陈健添将信将疑，但最终还是决定，郑钧的新专辑按原计划推进，但宣传预算削减；田震的新专辑则稍微推迟，观望一下风向。

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依赖，在不确定性面前，变得更加明显。

就在这种外部环境暗流涌动、内部策略调整的背景下，“星海文化”主导的第一个小项目，却意外地如同一点星火，在渐起的秋风中悄然点燃了。

这个项目，源于我与高军的一次关于“低成本试错”的讨论。

我们一致认为，与其一开始就追求大制作、大宣传，不如先做一些小规模的、灵活的、能够快速验证市场和锻炼团队的项目。

我想起了后世常见的“Live house小型音乐会”和“限量版单曲Ep”模式。

恰好，高校原创音乐大赛落幕，除了签下王斐，还有几个颇具特色的乐队和个人虽然未获大奖，但作品很有特点。

高军提议，是否可以由“星海”牵头，联合红星生产社和京城一家颇有格调的Live house“橡树酒馆”，举办一场名为“星海·新声场”的小型系列音乐会，每周一场，每次邀请2-3组新人或独立音乐人表演，门票低价，注重现场氛围和乐迷互动。

“这是一个展示平台，也是一个筛选机制。”高军解释，“我们可以用极低的成本（主要是场地费和少量宣传费），观察哪些音乐人和作品能真正打动现场观众，积累第一批核心乐迷，同时也能锻炼我们自己的活动执行能力。”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棒，立刻表示支持。

陈健添对此也乐见其成，毕竟能帮他推广新人，又不用红星出太多力，只是提供一些艺人资源和名义上的支持。

第一场“星海·新声场”在一个周五的晚上，于“橡树酒馆”那个只能容纳一百多人的昏暗空间里悄然开幕。

当晚的阵容，除了王斐，还有一支玩英伦摇滚的学生乐队“麦田守望者”，以及一个风格偏民谣的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