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年的春天，在金融寒潮与行业震荡的双重夹击下，步履显得格外蹒跚。

然而，对于已然找准航向的“星海”而言，这弥漫的寒意与不确定性，反而成了淬炼内功、加速成长的催化剂。

外部世界的惶惑与收缩，与我们内部愈发清晰的战略和坚定的执行，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张力。

高军彻底展现了他作为“星海”掌舵人的价值。

他像一位精明的船长，在风高浪急的海域中，紧紧把住“现金为王、内功为要、伺机而动”的舵轮，将我那“加快自主化”的战略意图，分解为一个个可执行、可量化的具体步骤。

“星海音乐”的独立制作能力建设被提到了最优先的级别。

高军利用行业收缩期人才流动加剧的机会，以相对合理的薪酬，成功挖来了一位在京城小有名气、对音乐品质有执着追求但此前在大公司郁郁不得志的年轻制作人，名叫林浩。

同时，他以“星海”的名义，与一家因业务萎缩而愿意低价出租部分时段的中等规模录音棚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

这意味着，“星海”终于拥有了一定程度上自主可控的制作基地，不再完全依赖红星生产社那永远排期紧张的棚子。

王斐的首张完整专辑《流光絮语》成为了这个新生制作体系的试金石。

这张专辑完全由“星海”独立投资、制作，林浩担任制作人，我深度参与了从选曲、编曲到后期混音的每一个环节。

我们没有追求宏大叙事或流行爆款，而是紧紧围绕王斐空灵、疏离的嗓音特质，打造了一张概念完整、氛围感极强的民谣电子风格专辑。

录制过程近乎一种奢侈的打磨，为了一个理想的吉他音色，我们可以反复调试一整天；为了捕捉王斐某一瞬间最真实的情感流露，一段录了二十几遍。

当专辑母带最终完成，在录音棚的监听音箱里缓缓流淌而出时，那种浑然天成的艺术质感，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静默了。

高军长长舒了一口气，眼中闪着光：“小田总，成了！这张专辑，就是‘星海’音乐的品格！”

专辑的发行，我们再次采用了“限量+精准”的策略。

首批只生产五千张cd，主要通过“星海现场”的演出现场、几家深度合作的独立唱片店以及刚刚开始萌芽的网络音乐论坛进行销售。

没有铺天盖地的广告，只有精心设计的专辑封面和文案，以及依靠口碑的缓慢发酵。

然而，正是这种“反市场”的操作，使得《流光絮语》在特定圈层中获得了极高的评价，甚至被一些乐评人誉为“九七年内地独立音乐最意外的惊喜”。

五千张唱片在两个月内售罄，不得不再次加印。

王斐的“仙嗓”名头，就此打响。

几乎与此同时，“经典新声”计划也悄然启动。

高军组织人手，对之前低价收购的那批九十年代初的老歌版权进行梳理，挑选出几首旋律优美但编曲略显过时的作品，交由“麦田守望者”乐队进行重新编曲和演绎。

年轻的乐队给这些老歌注入了新鲜的摇滚活力，录制了几支单曲，以数字形式（主要通过刚兴起不久的mp3格式在论坛分享）和限量Ep的形式推出，竟然也吸引了不少怀旧又追求新潮的年轻乐迷，为“星海”开辟了一条盘活版权资产的新路。

“星海文渊”这边，我也没有放松。

《明朝那些事儿》第五册《帝国黄昏》在初夏时节正式出版。

正如聂老所料，这一册以其对王朝末世悲凉图景的深刻描绘和人性挣扎的细腻刻画，引发了读者和评论界的又一轮热议。

销量依旧稳健，而“口四文三”作为严肃历史通俗化书写标杆的地位，也愈发稳固。

我更借此机会，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签订了一份更具前瞻性的补充协议。

协议明确了我对《明朝那些事儿》系列除传统纸质图书出版外的电子版权、海外翻译版权以及未来影视、游戏等衍生改编权的主导权。

聂老在签署时，半是感慨半是提醒地说：“浩彣啊，你这一步看得可真远。这些权利，现在看着还不值什么钱，但未来的事，谁说得准呢？你可要把它们经营好。”

“聂老师放心，”我郑重承诺，“它们在我手里，绝不会被埋没。”

这一切的进展，都通过清晰的周报、月报以及定期会议，汇总到我这里。

我看着“星海”这株幼苗，在春寒料峭中，不仅没有枯萎，反而将根系扎得更深，抽出了新的枝桠，心中充满了欣慰。

高军和他的小团队，用实际的业绩，证明了我当初眼光没错，也让我能够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战略层面和个人的创作积累上。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就在“星海”按部就班地深化内功之时，一场源于红星生产社内部、却可能波及到我的风波，骤然袭来。

那是一个闷热的六月傍晚，陈健添先生一个电话将我紧急召至红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