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堡子遗址就很土吗？

也不见得。

但这些命名就是在于发掘者的一念之差。

对于苏亦他们这些后辈来说，肯定是觉得半坡遗址亲切，也会觉得半坡这个名字很好听，很典雅。

因为这是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从接触到半坡遗址，就以半坡命名，就好比仰韶遗址，听了那么多年，你要是改成另外一个名字，就非常不习惯，而且极为别捏的事情。

半坡遗址的发掘，不仅仅是命名方式，由石兴邦命名，半坡遗址的发掘方式也充满时代特色。

因为半坡遗址发掘是大面积的揭露的，就是探方连成一大片的发掘，也是中国第一次连成片的大面积揭露。

在次之前，殷墟的发掘还是用用探沟式的，而且当年殷墟发掘的时候，也并没有怼一次遗址进行全面揭露，都是从遗址做局部揭露。

那么半坡遗址为啥弄一个大面积揭露？

主要跟时代有关系。

因为当时完全就是借鉴苏联的发掘经验来进行遗址发掘的，当年，石先生主持遗址发掘的时候，案头还曾经放着苏联女考古学帕谢克发掘特黎波里遗址的报告，好多地方都模仿特黎波里的发掘的经验。

新闻还报道，半坡遗址的发掘就是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第一次进行全面揭露。

发掘都模仿苏联经验，是不是说明石兴邦的田野技术不行？

并非如此，能够独立主持这样一个大型遗址的发掘，石先生的田野技术自然没话说。

他考古所培养的中青代代表人物。

当年，辉县发掘，石先生跟安先生，还有王仲殊以及王伯洪四位年轻人，在编写报告的时候，梁思永指导安志敏，夏鼐指导王仲殊，郭宝钧指导王伯洪，苏秉琦指导石兴邦。

这四人之中，王伯洪是商周考古专家，并于1955年担任考古所丰镐考古队首任队长，负责西周都邑丰镐遗址的发掘工作；安志敏是着名的史前考古和商周考古专家，先后主持或参加了郑州二里岗、陕县庙底沟和洛阳中州路等着名遗址的发掘工作；王仲殊则成长为汉代考古权威，并继夏鼐先生之后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而石兴邦后来回到陕西，主持发掘了着名的半坡遗址，并长期担任陕西考古研究所所长，主导了陕西的考古工作。

甚至，有种说法，当时辉县的发掘就是为锻炼这四位年轻人的田野发掘技术的，这种考古所重要培养的中青代，田野技术怎么可能差。

要在西安考古系统混，都离不开石先生的影响。

前世，苏亦曾经看过石兴邦先生口述着作《石兴邦：叩访远古的村庄》这是石兴邦先生唯一的口述着作。

这本书几乎记录了石先生关于考古事业一生的重要事件，想要了解石先生，这本书就是最好的选择。

半坡遗址的发掘在中国考古发掘的历史，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不仅如此，半坡遗址还弄出了国内第一个遗址博物馆。

之所以那么轰动，那就是因为北大的学生参与发掘的时候，一位叫王世民的学生曾经提议在发掘工地上举办一次成果展览。

这次，展览可谓是轰动一时。

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到了后面陈总跟胡总都亲自到半坡视察。1956年，陈总视察发掘工作并批示拨款30万元建立博物馆，名为“陕西博物馆半坡村分馆”。

这个博物馆，可以说开创了中国遗址博物馆的先河。

半坡遗址的发掘过程之中开创了太多的第一次了。

然而，要说半坡有什么不足，就是撞上这个年代了。到了后半部分，发掘队的负责人已经不是石兴邦先生了，石先生的话语权被剥夺了。

弄到后面，都跟大*进扯上关系。考古遗址发掘，跟时代特色扯上关系，还弄出一个中国特色发掘方式，探方还要越大越好，到了后面变成外行来主导发掘。

领导人换了好几拨。

发掘的时间跨度太久。

导致半坡遗址的发掘报告质量呈现出来的效果并不太好，那么好的遗址，发掘过程之中，状况百出，发掘报告编写过程之中不少出土物跟资料都遗失，造成极大的遗憾。

这也是为什么高铭先生不想太过深入聊半坡遗址实习的细节。

高铭先生关于半坡实习的故事，并没有说完，他只是说了曾经在半坡过春节，其中，经理过什么细节，高先生并没有深入。

但，整个过程高铭先生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呢？

有的。

俞先生还特意跟他们分享当年在半坡遗址上关于高铭先生的故事。

半坡遗址发掘时候，其中一个炊事员就是考古所发掘队长期雇佣的一个大师傅，他的厨艺非常高，早年曾经在安阳袁家花园和史语所发掘团掌勺，解放后考古所辉县等发掘期间也都讲他请过来掌勺。

为什么特意强调这位厉害的王师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