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是我国考古发现的黄金时代，一批批周原甲骨、战国铜器和秦汉简帛相继被发掘出来，令海内外学术界为之轰动。

出土文物太多，造成的影响极大，就算是十年间，也不得不举举出土文物出国展览。

也正是因为如此，考古三大刊《文物》、《考古》和《考古学报》也得以先行复刊。

没法子，成果太多。

这些东西发掘出来，自然要有人整理。

在这个方面，研究古文字的学者功不可没。

所以，不要以为十年间，就没有学术活动，也有，而且还是特大型项目。

然而，在这些考古出土文物整理工作中贡献极大的古文字学者们，也不得不面临着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专业队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

这话并非说说而已。

在学界享有巨大威望的郭沫若先生刚刚过世，唐兰先生卧床不起，容庚和徐中舒二老也因年迈不能远行；40岁以上的专业人员为数不多，30岁左右的专业人员稀如凤毛麟角。

老一辈的学者中，唯一能打的就是于省吾先生了。

恰好，于老就在吉大教书，这也是为什么，成立大会的主办方是吉大的原因。

于老来吉大，也是有原因的。

其实，50年代的故宫博物院乱糟糟的，老先生也得不到重用，基本上赋闲在家，50年代，吉大的老校长匡亚明到任，三顾茅庐，才把于老从故宫挖到吉大，自此，于老就在吉大落地生根，因此，这里也成为国内古文字研究的重镇。

革命队伍青黄不接，后继无人，作为古文字学界的领袖之一，要改变这一现状，于老则无旁贷。

于是，从1978年上半年开始，中华书局的赵诚先生即多次将于省吾老先生关于组建古文字研究会的方案带到北大、川大、中大和考古、文物单位征求意见，才有这次会议的召开。

其实，出席这一次会议，能够让苏亦认出名字的老前辈，并不多，比如于省吾、胡厚宣、张政烺等。

至于李学勤、裘锡圭、高铭几位先生，只能算是中年学者，属于第二梯队。

至于青年，都还没来得及冒头。

非要揪出一批来的话，那么吴镇武他们几个师兄弟，面前算是。

此外，还有吉大不少年轻的老师，也算。但，苏亦不认识他们。

在国内，要说在古文字研究领域牛逼的高校，北大是排不上号的，跟吉大、中大以及川大没法比。

吉大有于老。

中大则有容庚、商承祚先生。

川大则有徐中舒先生。

遗憾的是，商承祚先生也没有出席这一次活动。

估计，身子骨也不行。

大冬天的从广州到长春，也确实遭罪。

实际上，再过几年，这一批老先生也会相续离世。

李学勤、裘锡圭两位先生才起来，逐渐扛起帅旗。

会议的第一项，自然是领导讲话，这种学术会议，并非只有与会学者，也有行政领导。

当然，最为让人重视的还是于老的开幕式讲话。

讲话内容，无非就是回忆过去、关注现在、展望未来。

忆苦才能思甜。

这些环节，确实有些枯燥，苏亦常常跑神，好在会议很快就进入关键阶段。

与会的学者开始宣读自己的学术成果。

这个环节很重要，坦白说，苏亦大多数时候都听不懂，对于古文字研究，他就是半吊子货色，就是这段时间恶补不少的知识，但是跟这些跟古文字打了一辈子教导的前辈相比较，他就是个渣，就算是吴镇武他们这些同辈，他也比不过。

没法子，谁让他的基础不扎实呢。

然而，他就没有优势吗？

自然也有，就是超出时代的认知。

然而，学术研究，一份材料说一分话，别人不发布的内容，也不能胡乱引用。

这种情况之下，他自然不能瞎说。

只能老实当听众。

六十多位学者，每一个人都要宣读自己的文章，又是第一次召开学会会议，经验不足，没有设置什么分会场，光是大会议室内听学者做学术论文分享，就花去很长的时间。

就算这样，大家的情绪依旧高涨，那么多年来，古文字学界难得有这样的盛会，大家都尽情的阐述自己的观点以及研究成果。

一整天下来，苏亦除了听报告还是听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