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苏亦本来就不是教大家怎么去研究仰韶文化，他更多是分享安特生是如何研究仰韶文化而已，这个方面，苏亦觉得自己还是有一定的发言权的。

严先生并不打断他的话，还给他鼓励的眼神。

这种情况下，苏亦大胆的继续讲述了。

“说实话，仰韶文化的发现，对于当时咱们中国来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因为仰韶文化的发现，不仅使中国无石器时代的理论不攻自破，而且也为了寻找中西方文化之间可能的早期联系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因此，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注目。”

仰韶文化的发现，对于国人的文化自信的提升是有着巨大的作用的。

“然而，安特生什么时候拿仰韶文化跟重要的安诺文化相比较呢？是在1923年发表的《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中，即比较了仰韶文化与中亚的安诺和特里波列文化彩陶的异同，从彩陶纹饰的相近，他认为有传播的可能性。”

“而据已有的考古学上的证据，他提出彩陶从西向东传播的假说。也就所谓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同时也是为了验证这个假说，他才决定在甘青地区的河谷地带——设想的文化通道上寻找史前的文化遗存。”

“于是，从西安向兰州进发，安特生在西安十里铺调查助手发现的史前遗址，认为这个遗址与河南的发现相似，同属于仰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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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安特生又在西宁十里堡发现遗址，发掘之后，发现了石器、骨器和粗糙的彩陶碎片，他又把这个归结于仰韶期遗存。”

听到这话，台下的学生都忍不住哄笑起来了。

谁都知道，苏亦这个语气是调侃安特生。

因为，安特生假定一个学说，然后去论证这个结论，然而，这个假设一点是错误的话，那么就会在错误的路上远走越远。

其实，苏亦真不是调侃安特生，这位外国学者的学术精神还是一个值得人尊重的。

他晚年的时候，在他的《黄土的儿女——中国史前史研究》一书中就把十里堡一直改为马厂期文化。

安特生也不是一个固执的老头，面对一些错误的认知，他都在他晚年的作品做过修订。

总体来说，他早年间在中国，跟中国学者关系都相处的不错，这点，跟伯希和有点像。

“其后，安特生以及助手又考察了青海湖的沿岸地区，在数处地点发现史前时代的陶片遗存。在湖北岸发现众多的燧石石叶，仰韶式的骨刀以及彩陶片。”

“不用想，这里也被安特生归类为仰韶文化的遗存了。”

说到这里，苏亦就忍不住感慨。

苏秉琦先生，就曾经说过，考古人要想象力，你得先想象才去大胆求证，某种意义来说，跟安特生求证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假设是一样的。

不然，安特生怎么会觉得甘青地区之间存在河谷地带会存在史前文化遗址呢？

“然而，安特生在甘青地区的考察发掘工作，并不仅仅有以上这些成果，他的成果还是很多的。”

“比如1923年8月下旬至9月下旬，安特生在回西宁的路上，于偏南的贵德县发现并发掘了着名的罗汉堂遗址。”

“罗汉堂遗址听说过吧？”

众人摇头。

苏亦笑，“没听过也不要紧，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青海海南贵德罗汉堂乡附近黄河北岸的阶地山坡上。面积约3万平方米。以墓地为主，属马家窑文化。你们以后有机会可以去看看。”

其实，罗汉乡也有一个地方叫罗汉格，在这地面上，第三十八代藏王赤松德赞时代，人们修建了一个神堂，从此就把这个地区称之为罗汉堂(罗汉堂，藏语，意思是神堂滩)，罗汉堂这村自然也由此而来。

公元952年后，由于该神堂内部不和，加上盗贼为害，而被毁。

后来，该堂的僧人和村民们用神堂内的一些圣物在神堂原址上修建了一座宝塔。

不过，五十年代这座宝塔也遭到破坏，塔内的许多佛像和大量的三藏经籍，包括用金银粉汁写造的《甘珠尔》和《丹珠尔》大藏经等都被付之一炬。

大火燃烧几天几夜，香气氤氲，笼罩了这个地区。

这个年代去看，啥都没有。

原址上重建罗汉堂寺，这是后来的事情。

这些苏亦略过不讲。

重点还是讲安特生的行程。

“安特生的甘青之行，除了寻找古代文化遗存外，还计划在甘肃东部和青海贵德地区找寻脊椎动物化石。奈何，化石发现极少，文化遗产发现的挺多，地域分布也符合安特生的猜测，但，重要遗址只有罗汉堂一处，不符合安特生的预期，于是，他打算打道回府，从西宁回北京，不打算继续浪费时间了。然而，安特生最终也走不成。”

“大家知道安特生为什么走不成吗？”

苏亦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