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对于他来说，翻译是没有益处的事情，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根据他的译品永远也不会有出版社肯出版的。

翻译了而又不能出版，难道能说是有益吗？就根据他这一些考虑，最后他决定了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这一部史诗够长的了，精校本还有约两万颂，每颂译为四行（有一些颂更长），至少有八万多诗行。

够老先生几年忙活的了。

《罗摩衍那》是印度两大史诗之一，也是世界上优秀的史诗之一。在两千多年的漫长的时间内，它对印度，对世界上一些国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在印度国内外都被译成了许多种语言，而且还不知有多少抄袭、模拟、意译、改编的作品。此外，它的影响还波及音乐、舞蹈、雕塑、绘画等领域。一直到今天，它的影响，仍然继续存在。

同世界各国的一些古代名着一样，《罗摩衍那》的作者是谁，是难以搞清楚的。一般传说，作者是蚁垤。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呢？按照我们目前的研究水平，还无法断定。但是从全书的结构和文体上来看，除第一篇和第七篇外，基本上是一致的。有那么一个人做过最后的加工，是完全可能的。

后世，大家知道季先生翻译了《罗摩衍那》，却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翻译这书。

原因就是上面提及的那些，打发时间用的。

决定翻译这本书，对于老先生来说，也不容易，因为他没有这书。

这书能被翻译出来，对于季先生来说，也是运气好。

当年，他抱着有一搭无一搭的心情，向东语系图书室的管理员提出了请求，请他通过国际书店向印度去订购梵文精校本《罗摩衍那》。

大家都知道，订购外国书本来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可季先生万万没有想到，过了不到两个月，八大本精装的梵文原着居然摆在他的眼前了。

用季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我真觉得这几本大书熠熠生光。”

这算是十年以来几年中他最大的喜事。他那早已干涸了的心灵，似乎又充满了绿色的生命。他那早已失掉了的笑容，此时又浮现在他脸上。

可是季先生当时的任务是看门，当门房。他哪里敢公然把原书拿到他的门房里去呢。

他之所以不敢，主要是跟他当时的身份有关。

他身份敏感，做什么事情，都容易招惹是非。

不能把书放在传达室，那怎么翻译？

最后季先生想出来一个他本人觉得最为妥善的办法。

《罗摩衍那》原文是诗体，于是，他坚持要把它译成诗，不是古体诗，但也不完全是白话诗。

之所以有这样的坚持，跟他个人的学识有关，季先生一向认为诗必须有韵，他也要押韵。但也不是旧韵，而是今天口语的韵。归纳起来，他的译诗可以称之为“押韵的顺口溜。”

顺口溜，是老先生的自谦。

他翻译出来的原文，怎么可能会是一般的顺口溜呢？

不过在他看来，就算是顺口溜，有时候想找一个恰当的韵脚，也是不容易的。

他于是就用晚上在家的时间，仔细阅读原文，把梵文诗句译成白话散文。第二天早晨，在到三十五楼去上班的路上，在上班以后看门、传呼电话、收发信件的间隙中，把散文改成诗，改成押韵而每句字数基本相同的诗。

季先生往往把散文译文潦潦草草地写在纸片上，揣在口袋里。闲坐无事，就拿了出来，推敲，琢磨。

他眼瞪虚空，心悬诗中。

这个时候，他表面是一个门房，实际上，他是一个大诗人。

这种情况之下，决不会有任何人——除非他是神仙，知道他是在干什么。

这种日子，对于季先生来说，也是一种精神寄托了。

自谓乐在其中，不知身在门房，头戴重冠了。

在这种偷偷摸摸的翻译之中，偶一抬头向门外张望一眼—门两旁的海棠花正在怒放，其他的花也在盛开，姹紫嫣红，好一派大好春光。

……

前世，苏亦是知道季羡林先生，后面读了他的牛棚杂忆，才买了《罗摩衍那》，然后才对梵文感兴趣，在中大哲学系蹭了几节梵文课，大四那年跑去杭州佛学院学梵文。

最终也没坚持下来，半途而废。

但，季先生翻译《罗摩衍那》的故事，却让苏亦印象极为深刻。

他先把梵文诗歌翻译成为白话散文，再把散文改成散文诗，再把散文诗改成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