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市区的车行驶在青马大桥上。
这座悬索桥的钢缆在午后的阳光下绷成无数道银色的弧线，每一根都沉默地承载着万吨重量。
桥下，深蓝色的海水分开又合拢，远方青衣岛的货柜码头堆叠着五颜六色的集装箱，像巨人散落的积木。
物理世界的沉重与精密，恰如此刻压在我心头的责任与思量——在比特的轻灵浪潮拍岸之前，我们必须找到锚定价值的基石。
“小田总，”高军先开口，声音有些干涩，打破了车内的寂静，“王教授说的这些……如果我们真的要做，资金压力会很大。数字平台前期投入高，回报周期长，而且很可能三五年内都看不到盈利。我们的主业——图书出版、音乐制作、演出经纪——还在成长期，需要持续输血。两边同时推进，财务风险……”
他说得很委婉，但意思明确：我们可能撑不住。就像一个人同时学游泳和造船，可能还没学会，就累死在半路。
我把目光从窗外收回，落在膝盖上的笔记本。翻开的那一页，还记录着刚才与王教授的对话要点。那些技术术语、商业模式、未来预测，此刻在颠簸的车厢里，显得既遥远又迫近。
“高哥，”我缓缓说，手指轻轻摩挲着纸页，“你觉得，音乐的本质是什么？”
高军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我会突然问这个问题。他思考了几秒：“是一种表达？一种艺术？”
“对，也不全对。”我看着窗外的海面，夕阳正把海水染成金红色，“音乐是一种‘时间的艺术’。它存在于时间里，需要时间才能展开，也只在时间里才能被体验。唱片、磁带、cd——这些实体介质，其实是‘时间的容器’。我们把一段时间的振动，刻在塑料圆盘上，装在盒子里，运到世界各地。”
高军认真听着，眼神若有所思。
“但现在，”我继续说，语气平静得像在陈述一个事实，“有人发明了一种方法，能把‘时间’压缩成数字，变成一串0和1，然后通过电线、光缆、无线电波，瞬间传到地球的另一端。这个过程，就像把水变成水蒸气——形态变了，但本质还是水。音乐还是音乐，只是承载它的‘容器’变了。”
“从塑料圆盘到比特流……”高军喃喃重复。
“对。所以王教授说，这是自留声机发明以来最大的变革。”我转过身，正视他，“但高哥，变革来临的时候，人们通常有三种反应。”
我在笔记本上画出三个圈：
第一种：抗拒。 紧紧抱住旧容器，骂新容器是邪门歪道。就像马车夫骂汽车，唱片店老板骂mp3。
第二种：观望。 知道新容器来了，但不敢用，想等别人试出水深水浅再说。这种人往往错过最佳时机。
第三种：拥抱。 承认旧容器会过时，主动学习新容器的用法，甚至参与设计新容器的形状。
我指着第三个圈：“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第三种。但不是莽撞地跳进去，而是像王教授说的——分层次探索，从研究开始。”
高军的眉头舒展开一些，但眼神依然凝重：“我理解这个思路。但小田总，研究也要钱。每年200万港币的预算，对现在的星海来说不是小数。而且这笔钱投进去，可能三年都听不见响。”
“那就当学费。”我说得干脆，“如果我们现在不交这笔学费，等三年后浪潮真的来了，我们连游泳的资格都没有。到时候，我们就成了被拍在沙滩上的那一批。”
车厢里又陷入沉默。只有轮胎摩擦路面的声音，和空调细微的嗡嗡声。
过了很久，高军长长吐出一口气，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好。那我们就定个清晰的界限——研究归研究，主业归主业。研究项目的钱，单独做预算，专款专用，不影响主业运营。三年为期，如果三年后还看不到明确方向，我们就止损。”
“同意。”我点头，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但不止止损。三年后，哪怕项目本身没做成，我们也要收获两样东西。”
“哪两样？”
“第一，一支懂数字音乐的团队。”我说，“这些人要既懂技术趋势，又懂内容逻辑，还要有商业嗅觉。这种复合型人才，未来会非常稀缺。”
“第二呢？”
“第二，一套完整的认知体系。”我翻开笔记本新的一页，开始快速书写，“关于数字音乐的技术原理、版权逻辑、商业模式、用户行为……所有这些知识，要系统化地整理出来，变成星海内部的‘知识库’。哪怕项目失败了，这些知识不会失效，它们会帮我们在下一个机会来临时，做出更正确的判断。”
高军眼睛亮了：“我明白了。这就像打仗前的情报搜集——不一定每次情报都能直接打赢，但情报本身就有价值。”
“对。”我笑了，高军总能找到精准的比喻，“而且，我们不是孤军奋战。和王教授实验室的合作，就是我们的‘技术情报站’。他们有最前沿的技术视野，我们有最鲜活的内容实践。两边结合，可能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
车子驶入九龙市区，街道两边的霓虹灯开始渐次亮起。香港的夜生活即将开始，那些光怪陆离的招牌，那些匆匆的人流，那些永不疲倦的喧嚣，构成了这座城市的表层脉搏。
但在这些表象之下，另一场更深刻的变迁正在发生——比特正在取代原子，数据流正在重塑一切行业的底层逻辑。
“高哥，”我看着窗外流动的光影，缓缓说，“你还记得我们做‘星海现场’的初衷吗？”
“记得。你说，要做一个有温度的音乐空间，让好音乐被听见，让音乐人有尊严。”
“对。温度，尊严。”我重复这两个词，“数字音乐时代，这两个词可能会面临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