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就是闲聊。

苏亦也知道，梁钊韬先生跟两位师兄去首都所为何事。

杨老师说，“去年冬，梁先生与我和陈老师三人，带着准备好的编写民族学提纲，上京斟求意见。从11月20日到12月5日，共半个月时间，请社科院民族所和中央民院的学者开了几次座谈会。几十位专家听说我们要搞民族学，都心有余悸。”

这个时候，苏亦恰好在长春，也都差不多待半个月的时间，完美错过了。

至于为何要上京开座谈会，这就跟民族学在国内的尴尬状况有关了。

苏亦不陌生，可以说他很清楚民族学在1978年前为何会面临这么尴尬的状况。

毕竟，他前世读博的时候，研究的方向就是民族考古。

然而，他清楚，其他人却不清楚。

吴宗麟都好奇问为什么。

杨老师说，“老的还好点，中青年则更怕：有的说：‘我们不管什么民族学不民族学，我们就搞我们现在的东西。’（指其东北、内蒙、雪区等民族的研究。）有的甚至对我们说：‘我劝你们别去搞什么民族学，危险！解放后，谁搞出名堂来了，不是一个个都倒霉了吗？’”

这一出来，吴宗麟几人就更蒙圈了。

杨老师刚想继续说，梁先生就摆手，“先不要跟同学们说这些，这种事情，我们这些师长来处理就行了，同学们不需要过早介入这些问题。”

于是，杨老师也就没说了。

开始关系大家的学业。

这方面苏亦代劳，统一回答。

“他们四个都在准备考研。”

梁先生三人都满是诧异。

“可以啊，大家都很有冲劲嘛，要加油。”

就连梁钊韬望向沈明，也夸奖道，“小沈不错，都工作了，还打算继续深造，未来大有可为。”

还问他打算报哪位老师，如果没有联系好导师的话，他可以帮忙联系。

沈明欲言又止，最终认命了，含糊地说抱母校。

“嗯，学习方面要向苏亦看齐，报考志愿方面就不用了，不能再报北大了。”

梁先生的话说完，众人又是一阵哄笑。

这时，他又问苏亦，“听说你这段时间写了不少文章，有没有？”

苏亦认识说，“不是很多，只有三篇。之前写了一篇关于隋唐史的，对比一下唐武宗跟朗达玛灭佛之间的异同，算是课堂论文，王永兴先生帮忙投稿给《文史哲》；第二篇是写故宫学的，我现在故宫编辑部实习，负责院刊审核工作，恰好是院刊复刊后的第一辑，就刘北汜先生就把它刊登在上面；前段时间唐兰先生逝世了，高铭、周一良两位先生就让我写一篇关于唐兰先生学术史的文章，打算刊登在故宫院刊下一期，不过因为是季刊，还没有发表。”

陈老师疑惑，“怎么没有考古相关的啊？”

梁钊韬却说，“考古相关的文章，他在河宕遗址实习的时候，就写了两篇了。一篇发表在《文物》一篇发表在《考古》，研究生阶段，能够发那么多文章，放在一般人的身上都可以提前毕业了。”

两位老师恍然。

苏亦说，“我是碰巧，而且都是习作，不成体系，当不得真，佛教考古我只是初窥门径，水平差得很远。”

这些都是实话，他连石窟寺现场都没去过，没有参与考古调查发掘测量编写报告，连入门都不算，在佛教考古方面，他是新人菜鸟。

想提前毕业是不可能的。

梁钊韬笑道，“我想这个方面，宿白先生肯定是不担心的。也就你才研一，不然，他在把你放到外面去了。”

说着，他问，“小苏，你平时关注咱们国内民族学学术研究成果吗？”

苏亦回答，“关注，不过主要是关注西南民族方面的，确切来说，主要以云南为主。”

他只是随口一问，却没想到苏亦还真有所关注，不仅有些好奇，“都看过什么书或者文章。”

“乱看，不成系统，一开始是看顾颉刚的《中国疆域沿革史》，后来又看了他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及不少他关于暹罗更名与西南边疆危机的论述文章，以及一些顾颉刚跟傅斯年关于暹罗问题的争论文章。”

“再加上，我之前研究东洋史学，鸟居龙藏对湘西、贵州、云南、四川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内蒙古、东北少数民族，包括台湾高山族的调查资料也都看了一些，甚至，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发表的资料也看，但看得不是很细致。”

“杨志成先生的《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罗罗族巫师及其经典》也在看，主要是为了了解，不做深入分析，此外，江应梁先生的《云南西部的摆夷研究》《滇西僰夷的土司政治》《僰夷的家庭组织与婚姻制度》《摆夷的经济生活》《摆夷的生活文化》等论文和着作也都看，基本上都是囫囵吞枣的看一遍，都不太成系统。”

听到这话，杨老师跟陈老师哈哈大笑。

指着苏亦说，“你个小家伙，滑头得很。”

其他几人不明就里，一时之间没反应过来。

吴宗麟傻傻地问，“两位老师，这里面有什么说头的吗？”

杨老师望着陈老师说，“老陈，要不，你来回答同学们的问题。”

陈老师笑着说，“苏亦说他看的书，不成系统，瞎看，其实不是的，他的看书的文献资料都很有体系的。几乎围绕着咱们中大师生对西南民族问题的研究成果来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