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列宁在考虑和抛弃了决斗的办法之后，就又考虑起离婚。离婚的做法只能酿成一宗出丑的案件，那是他的对头冤家求之不得的，可以借机诽谤他，贬低他崇高的社会地位。他的主要目的是安定事态而不引起风波，这是通过离婚也达不到的。此外，不愿意让她顺顺当当地和伏伦斯基结合，不愿意让她觉得犯了罪反而合算。

“除了正式离婚以外，还可以和妻子分居。”他定下心来，继续想道。不过这个办法也不合适，会像离婚一样出丑，更主要的是，那就和正式离婚一样，把他的妻子抛到伏伦斯基的怀抱里。卡列宁又一一地考虑了决斗、离婚和分居的办法，又一次否定这些办法之后，就认定了可行的办法只有一个：把她留在自己身边，把事情隐瞒住，不让世人知道，采取一切办法斩断他们的关系，而更主要的是——这是他自己对自己都不肯承认的——要惩罚她。于是他便坐下来，写起信来。

在我们最近一次谈话时我曾向您表示，关于这次所谈的事，我要把我的决定告诉您。我的决定是这样的：不论您的行为如何，我认为我无权拆散我们的夫妻关系，因为我们的结合是上帝的安排。我们还应当像原来一样过下去。这对我，对您，对我们的儿子都是必要的。如果不这样，您自己也会想到，等待着您和您的儿子的将会是什么。这一切我希望见面时再详细谈谈。我请您尽速回彼得堡，至迟不要过星期二。您回城的一切事自会有安排的。

阿·卡列宁

随信附上您生活开支可能要用的钱——又及。

他把信和钱一起装进信封，按了按铃。“把这信交给信差，叫他明天送到别墅交给安娜·阿尔卡迪耶芙娜。”他说着，站了起来。

“遵命，大人。”

虽然伏伦斯基在对安娜说，她不能这样过下去，并且劝她把一切对丈夫说清楚的时候，她带着懊恼的心情坚决反对他的意见，然而在内心深处也认为自己过的是虚伪作假的、不清白的日子，一心想改变这种状况。她在和丈夫一起从赛马场回来的路上，一时激动，就把一切都对他说了；当时她尽管也感到痛苦，然而心中是高兴的。等到丈夫离开她之后，她自己对自己说，她该高兴了，现在一切水落石出了，至少不必虚伪作假，不必欺骗了。这天夜里她跟伏伦斯基相会了，但是没有把她和丈夫之间发生的事告诉他，虽然为了把一切都摆明白了，就应该把这事告诉他。

第二天早晨她一醒来，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对丈夫说的那番话，她觉得那番话非常可怕，现在她简直无法理解。她想到，管家就要来把她赶出家门，她的丑事就要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她问自己，等她被赶出门去，她上哪儿去呢，她找不到答案。她不敢看家里所有的人的眼睛。她不敢唤侍女，更不敢下楼去看儿子和家庭教师。

侍女已经在她的门口倾听了很久，这时自动走进她的房里。她送来衣服和一封信。信是培特西写来的。培特西提醒她，今天上午丽莎·梅尔卡洛娃和施托尔茨男爵夫人要带她们的倾慕者到她家去打槌球。“您就来看看吧，我等您。”

安娜看完信，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哎呀，我这是做什么呀！”她忽然觉得头的两边痛起来，就自言自语道。等她定下神来，才发觉自己用两手抓着两鬓的头发，并且紧紧挤压着两边鬓角。

“咖啡煮好了，老师和谢辽沙在等着呢。”安奴什卡说道。

“谢辽沙？谢辽沙怎么样？”安娜整个早晨第一次想起自己有一个儿子，就很兴奋地问道。

“他好像做了错事。”安奴什卡笑着回答说。

“做了什么错事？”

“您的桃子放在角屋里；他好像偷吃了一个。”

提起儿子，一下子就使她脱离了她所处的绝境。不论她的状况如何，她都不能离开儿子。她有她的生活目的。因此她应该行动起来，以维护她和儿子的这种状况，不让别人把儿子夺走。

她很快地穿好衣服，下了楼。谢辽沙穿一身白衣服，站在镜子下面的桌子旁边，弯着腰，低着头，在摆弄他采来的一些鲜花。

谢辽沙像往常一样尖声叫起来：“啊，妈妈！”并且犹豫不决地停下来：是走过去迎接母亲并且扔下鲜花呢，还是做好花环，带着花环走过去？

家庭教师打过招呼之后，就里唆说起谢辽沙的过错，但是安娜没有听她的。

“是啊，这很不好，”安娜说过，便搂住儿子的肩膀，不是用严厉的，而是用胆怯的、使孩子又困惑又高兴的目光看了看他，又吻了吻他。“让我来照料他好啦。”她对感到惊讶的家庭教师说过，便拉着儿子的手，坐到摆好了咖啡的桌旁。

“妈妈！我……我……没有……”他说，并且竭力想从她的表情猜测她会因为桃子的事对他怎么样。

“谢辽沙，”等家庭教师一走出门去，她就说道，“这很不好，不过你以后不再这样了吧？你爱我吗？”

她觉得，泪水涌到她的眼睛里。“难道我能不爱他吗？”她凝视着他那惊骇而又欢喜的目光，心里想道。“难道他会跟父亲一道来惩罚我吗？

难道他不心疼我吗？”眼泪已经从她的脸上流下来，于是她为了不让孩子看到眼泪，腾地站起来，几乎是跑到了阳台上。

她在心里说：“应该准备动身了。上哪儿去呢？是的，就上莫斯科去，乘晚班车。就带安奴什卡和谢辽沙，只带一些随身用的东西。不过先要给他们两个都写封信。”她快步朝自己的起居室走去，在桌旁坐下来，就给丈夫写信：“事已至此，我再也不能留在您的家里了。我走了，带儿子一起走。我不懂法律，所以不知道儿子应该跟着父母的哪一方。可是我带走了，因为我没有他就活不下去。请您宽宏大量，让他跟着我吧。”

一直到这里，她写得都很快、很顺当，但是一写到请他宽宏大量，就想到她从来没看到他的宽宏大量，又想到需要写几句动人的话来结束这封信，就写不下去了。

“不，”她在心里说，“一点也用不着，”于是她把信撕掉，重新写了一封，不提什么宽宏大量，就把信封起来。

另外还要写一封信给伏伦斯基。“我对丈夫全说了，”她写过这一句，坐了很久，再也写不下去。这太粗鲁，太不温柔了。“再说，我又能给他写什么呢？”她在心里说。脸上又泛起羞臊之色，想起他的平静，不觉对他恼火起来，于是把写了一句的信撕成碎片。“一点也用不着，”她在心里说过这话，便合上信笺夹，上了楼，向家庭教师和仆人们宣布，她今天要上莫斯科去，并且立即就动手收拾行李。

管院子的、园丁和仆人在别墅的几个房间里来来回回走着，往外搬行李。两个箱子、几个行李袋和捆好的毛毯已经搬到前厅里。一辆轿式马车和两辆出租马车停在台阶旁。有人乘着马车来了。安娜朝窗外一看，就看见卡列宁的信差正在台阶旁打门铃。

第二节

仆人送进来一个大信封，是卡列宁亲笔写的。

“信差奉命要回话。”仆人说。

“好的。”她说。等仆人一走出去，她就用打哆嗦的手指头把信撕开。一叠用小纸条扎着的没有折叠过的钞票从信封里掉了出来。她抽出信，从信的结尾看起来。她看到：“您回城的一切事自会有安排的。”她又继续倒着往上看，这样看了一遍，又从头开始，把信再看一遍。等她看完了，就觉得浑身发冷，觉得有一种意料不到的可怕的灾难来到她的头上。

“冠冕堂皇！冠冕堂皇！”她说道，“当然，他总是冠冕堂皇的，他是基督徒，他宽宏大量！哼，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

大家都说，这是一个笃信宗教、有道德、正直而聪明的人；我所看到的，大家却看不到。大家不知道，八年来他怎样摧残我的生命，摧残我身上一切像活人之处，他从来没有想过，我是一个活的女人，是需要爱情的。大家不知道，他动不动就侮辱我，而且还自鸣得意。难道我没有尽可能，尽一切可能好好过日子，求一个好名声吗？

难道我没有想方设法爱他，在已经无法爱丈夫的时候，没有想方设法爱儿子吗？

可是到后来，我明白了，我不能再欺骗自己，我是一个活人，我没有罪，上帝生就我这样一个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现在怎么样呢？

他就是把我杀了，我也都可以忍受，都可以原谅，可是，瞧，他……”

“是的，我要撕破，要撕破！”她跳起来，憋着眼泪，叫起来。于是她走到书桌旁，想给他另外写一封信。可是她已经在内心深处感觉到，她什么也无法撕破，她怎么也无法脱离原来的处境，不论这处境多么尴尬，多么窝囊。

她在书桌前坐下来，却没有写信，而是把两只手臂放在桌子上，头伏在手臂上，哭了起来，哭得抽抽搭搭，而且晃动着整个胸膛，就像小孩子在哭。她哭的是，她本来想使自己的状况明朗化，现在这幻想永远破灭了。

她听到仆人的脚步声，连忙定下神来，为了不让仆人看到自己的脸，假装在写信。

“信差要回话。”仆人禀报说。

“回话吗？好的。”安娜说，“让他等一下。我会打铃的。”

“我能写什么呢？”她想道，“我一个人能决定什么呢？我要去见见阿历克赛（她在心里这样称呼伏伦斯基），只有他能告诉我应该怎么办。我要上培特西家里去；也许我在那里能见到他。”她在心里说。她走到书桌前，给丈夫写道：“来信收到。安。”于是打了打铃，把字条交给仆人。